第一章 什么是产业政策

日本产业政策：内涵相当暧昧

川北隆雄《参谋本部--日本通产省的新转变》讲述的是日本通产省和产业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在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何谓产业政策？

川北隆雄说：“说到日本的产业政策，它的内涵相当暧昧。”

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密涅瓦的鸱鸺与即将来临的薄暮一道起飞。”

这段话来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大家熟悉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那句话也来自这篇序言。川北隆雄引用的那段话完整的翻译是：“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黑格尔关于哲学有7个著名的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是第四个，川北隆雄翻译成“密涅瓦的鸱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猫头鹰称为“鸱鸺”，猫头鹰有很多别名，鸱鸮、鸱鸺、土枭、山鸮、角鸱、怪鸱、老兔、钩鵅、鵋鶀、毂辘鹰（蜀人所呼）、呼咵鹰（楚人所呼）、夜食鹰（吴人所呼）。我国民间把猫头鹰当做“不祥之鸟”，当做厄运和死亡的象征。古籍中说：“鸮，恶声鸟也。”猫头鹰在黑夜中的叫声像鬼魂一样阴森凄凉，确实使人倍觉恐怖。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猫头鹰是智慧鸟。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就是一只小鸮，被认为可预示事件。在日本，猫头鹰被称为是福鸟，还成为长野冬奥会的吉祥物，代表着吉祥和幸福。

密涅瓦（Minerva），起源于古意大利传说中的月亮女神，是罗马神话十二主神之一，是智慧、战争、月亮和记忆女神，也是手工业者、学生、艺术家的保护神。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摩涅莫绪涅、凯尔特神话中的苏莉丝等女神。有时被与雅典娜混为一谈。密涅瓦的猫头鹰是智慧与理性的象征。

黑格尔借这个譬喻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反思”就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只有在“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反思才会开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

日本人似乎很喜欢这个比喻。由年轻女作家川上未映子提问，村上春树回答，四次采访集结成书，书名就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这本书紧跟《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推出，讲述了《刺杀骑士团长》诞生背后的故事，同时以作家独特的细腻发问角度，让村上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创作谜辛、少年时期的经历、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世界声誉、日常生活乃至对离世后的思考等。

村上春树说：“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信念：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大到包容宇宙，具体又能指导人生的。如果能把年轻时候的激情沉淀下来，通过生活经历的淬炼，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反思，或许会更有深度。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时才会起飞’，在欧洲，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也许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到了中年时期，经过了思想上的反复和生活中正面和反面事件的教育，再开始考虑独立思考哲学问题，会更加合适。”

天谷直弘（原通产省审议官）认为：“产业政策是历史事实和现象，不是书斋里完成的抽象理论，产业政策不是‘密涅瓦的鸱鸺’完全控制的领域。”

川北隆雄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是植根于日本官员的政治理念，以及意识性的制度革新，而不仅是受日本文化、岛国根性等日本社会的特质影响而已。“对于每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和具体问题，通产省采取的政策说好听就是灵活的，往坏了说就是漫无目的的。然后将这些政策加以解释，使其理论化。如此而已。”

詹鶽《推动日本奇迹的手》说：“产业政策是日本独创的用词，在西方经济术语中是找不到的。它的定义可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了本国工业的保护，策略工业的发展，因应国内外情变化而做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反映，这种主义一切以本国利益为优先。”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奧野正宽、铃村兴太郎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中说：

直到最近（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止，在英语中还几乎找不到“产业政策”这个词汇(在欧洲大陆虽然有时使用这种概念的词汇，但尚未定型)，在日本也可以说是比较新的词汇。现在，虽然通产省设置了“产业政策局”这一机构，但即使是通产省恐怕也是从1970年前后才开始使用这个词汇的。在这之前，人们一直用产业合理化、企业合理化、产业结构论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新产业体制论和产业改组等词汇来讨论产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

国际上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出版了许多有关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书籍和论文。小宫隆太郎认为，这些论著中虽不乏传播大量信息和富有洞察力之作，但在从经济学角度准确掌握日本产业政策的全貌，分析其效果并对其意义做出评价方面，很难说已取得了很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产业取得惊人成功，产业政策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也日益浓厚。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产业政策寄予强烈的关心，试图从中找出用于本国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然而，外国人所写的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的著作，大多还停留在事实叙述或从政治学角度进行论述上，而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则很不充分。并且，20世纪80年代初，外国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实际状况和效果普遍存在着评价偏高的倾向。

台湾学者考证，产业政策一词在日本学者的两角良彦1966年出版的《产业政策的理论》中就有使用。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社在1968年出版的《东洋经济周刊临时特刊·产业政策—政府介入之有效领域及其界限》也使用了该词。但也在1970年前这一范围内。

为了推动改革开放，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派人员出国考察。1977年初，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项南对美国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考察；同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领一批专家赴日本考察；12月，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团，以英法两国为重点开展对欧洲企业进行考察等。1978年4月底，邓小平同即将出访欧洲五国的谷牧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在访问时广泛接触，深入调查和研究一些问题，了解现代化工业发展的水平，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的经验学回来。这一年，中国派出了四个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分别赴西欧、东欧、日本和港澳访问。

国家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于1978年11月到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访日归来的思索》收录了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四位对访问情况的报告。吴家骏汇报中谈到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组织和管理：

日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经常受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困扰。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组织和管理，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发展什么、限制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是通过税收、利润、价格、利息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的。但是，日本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也力图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来緩和企业生产有计划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求得经济的发展。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感到，日本政府的“计划指导”虽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但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还是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的方式很多：

第一，直接用立法的形式，制定各种计别，规定主要发展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第二，政府还用“行政指引”的方法，有计划地协调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用“劝说”的办法使资本家对投资过多的部门减少或停止投资，调节过分激烈的竞争。政府还设有公正交易委员会，专门协调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如哪家工厂要建大高炉，必须经过批准，以防止盲目发展。

第三，通过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团体进行协调。如这次负责接待我国家经委代表闭的日中经济协会，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团体，它以通产省为背景，由日本经济界头面人物组成。对于同我国贸易和技术合作问题，日中经济协会出面进行统筹安排。协调各大公司的关系。

这里面实际上已经介绍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但是当时没有用“产业政策”这个词。

令官员们倾心的是“行政指导”。

吴敬琏说：1976年，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1987年3月，在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了一份题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研究报告，建议引进日本等东亚国家在战后采用的产业政策来执行这一任务。研究报告指出：“产业政策是许多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所执行的一整套重要政策的总称。一些实施产业政策得力的国家在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卓有成效。我国今后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使计划与市场实现辩证统一的、以指导型计划为主体的模式，是中国式的‘竞争’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即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培育企业，推行以商品经济为中介的计划”。因此，“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政策实现‘竞争’与‘干预’相结合经济体制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实施的产业政策相类似，报告建议引进的产业政策是一套“协调价格、金融、财政、税收、外贸、外汇等调控手段的综合政策体系”。政府运用它所包含的产业结构政策，“对某种（某几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进行促进，而对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进行抑制”，具体说来就是限制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基础产业”的超前发展，以便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此同时，政府也要运用它所包含的产业组织政策，“建立高度技术基础上的大批量生产机制”，一方面通过企业的合并、扩张和新建，形成一批高度集中的大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发展大量与大型企业协作的微型企业，组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协作网络”。

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产业政策为“国家调节市场”提供了得力的政策手段，制定我国产业政策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领导人的认可，并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执行。

鹤田俊正（综合资源能源调查电气事业分科会委员）说： 50 年代初，通产省组织人才，专门研究解决产业发展中不断遇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产业政策的用语。贝塚启明（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在《经济政策的课题》一书中指出：“如果要下定义，只能这样回答：政策是政治过程的归结，产业政策就是通产省实行的政策，因为在当今行政机构当中，通产省的理论足以操纵政策，强大的利益集团和产业界的利益就反映其中。”

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政治和经济错综复杂、不可逆转地交织在一起，即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政治。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被誉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然而，他们却自称是政治经济学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1848年问世到19世纪末一直是这门学科的基础教科书。这些早期的理论家们无法将经济与政治视作两个独立的世界。

两种趋势促成了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的分离。一是政府开始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二是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欧洲各国从几乎清一色的君主政体转变为日益采用代议制且高度多样化的政府形式。到20世纪初，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成为两门独立的学科。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区分一直存在。随着大萧条与发展问题的出现，纯粹的经济问题令人生畏，并足以让经济学家们焦头烂额。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十分严重，因此需要给予单独关注。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离显然出现了误导性。在这十年中，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石油价格两次飙升、滞胀出现，这一切都凸显出经济和政治问题相互交织的事实。当时的经济是高级政治，而政治的许多内容都与经济有关。

50年来，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它分析了政治力量对经济的影响。选民和利益集团几乎对政府可能制定的所有经济政策都有重大影响。政治经济学家尽力确定对相关群体及其利益集团，以及这些人对政策造成的影响而言，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它评估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宏观经济趋势可以增加或破坏执政者的机会。在更微观的经济层面上，特定企业或行业的经济组织或经济活动的特征会对其政治活动的性质和方向产生影响。

它利用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治。可以将政客比作企业，选民是消费者，或将政府看作商品和服务的垄断者，为选民客户提供服务。学者通过建立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的模型，从理论上对推动政治的潜在特征形成更为严格的理解。

这三种方法都对学者和决策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经济学可以为研究社会如何运作的分析家和希望改变社会的人提供很大的帮助。

六十年代前半期，曾是一佐桥军团参谋长的前事务次官两角良彦认为，产业政策说到底就是增进公共福利，产业政策的第一课题就是经济成长，经济成长即使不是增加公共福利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是基本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无可置疑。也就是说，他主张产业政策的目的是经济成长。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重新组合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体制的开放。

产业政策没有国际标准定义

《21世纪初中国的产业政策》作者李贤沛认为：“产业政策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将之理解为是各种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即政府有关产业的一切政策的总和。如：‘产业政策是与产业有关的一切国家法令和政策’。其二将其理解为是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即当市场调节发生障碍时，由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补救的政策。如日本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其三是将之理解为产业赶超政策，即工业后发国家为赶超工业先进国家而采取的政策总和。如中国有些学者定义为‘产业政策就是当一国产业处于比其他国家产业落后状态，或者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时，为加强本国产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各种定义的差别主要在于定义的角度不同。但是，无论什么形式的产业政策，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政策的作用对象都是产业。”

周建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中说：“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文字修辞，最早出自何处，已经不易考证。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一词至少在1876年就出现在美国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大英帝国与美国的产业政策》中。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至少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就产业政策本身的意涵和内容而言，无论是政府机构、职业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大众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使美国与欧盟政府对于产业政策就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的定义和分类，产业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基础设施政策、产业间的资源分配政策、各领域的内部组织有关的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等。中国学者刘鹤等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和分类，与小宫隆太郎比较类似，涵盖了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地区产业政策等（刘鹤、杨伟民，1999：41）。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沃里克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和内容做了详尽的研究综述，将产业政策定义为任何企图改善经济环境或者变革经济活动结构的干预或者政府政策，并从通用的产业政策与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两个层次，从产品市场、劳动力、资本市场、土地、技术与制度等多个维度做了分类介绍。

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中的产业（industry）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按照某一标准划分的国民经济的集合；其二，是指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一国的产业政策也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产业政策是以国民经济的各行业的资源配置为对象的，国家从政策上调整各产业的比例关系，以实现高效益的生产供给结构。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产业结构政策；其二，产业政策是以同一产业内的企业规模、组织形式、生产体制为调整对象的，在该产业范围内实现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产业政策的两个轮子，加上与产业相关联的其他各种政策（工业、技术、外贸、能源、工业布局）以及实现产业政策的政策手段（财政、金融政策等），共同构成了产业政策的体系。

川北隆雄在《参谋本部--日本通产省的新转变》中对产业政策的分类：

①基础产业政策；

②产业结构政策；

③个别产业政策。

基础产业政策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道路、港湾、机场、发电、电气通讯设备等的齐备，以及建设公共住宅、改善劳动环境等内容。例如，港湾设施不齐备，就无法在此建临海钢铁厂和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四通八达的道路有利于全产业的物流合理化，成为产业腾飞的原动力。

产业结构政策关到产业间的资源分配，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政策。通产省战后一贯提倡的主题是一产业结构的升级，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动机也不断变化由出口振兴、到重化学工业化、知识密集化、创造性知识密集化、鼓励进口。

个别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紧密相，同时又是扶植、振兴个别产业或是调整个别产业的政策。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个别产业法，或是虽没有立法形式，但也可看作是政策的对石油化学工业的扶植政策、钢铁合理化计划、扶植国民车纲要、汽车产业密集化构想等。最近有扶植电脑业、超大规模积体电路的研究开发等政策。另外，缩小不景气产业纤维业、促进煤炭业及精炼铝业的“安乐死”等调整政策也属於不立法性政策。

政策性手段有补助金、政策减税、政府金融、许可批准、行政指导等，多数和产业结构政策相同。

基础产业政策的主体，除了电力外，分别涉及建设省（道路、公共住宅）、运输省（铁道、港湾、机场）、邮政省（通讯）。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广义的产业政策包括的内容恰恰是狭义的产业政策所不包括的。也就是说，狭义的产政策综合了以通产省为政策主体的产业结构政策和个别产业政策。

另外，大藏省的财政金融政策和经济企划厅的综合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关联也很密切。即使通产省绞尽脑汁提出了运用补助金、减税、政府金融等政策性手段的振兴产业的点子，大藏省如不在预算、税制、财政投资方面予以认可，通产省的点子也无法实现。

和产业相关的经济政策

通产省的产业政策还受经济企厅的影响。经济企划厅的中长期政府经济计划、每年度的政府经济预测、以及适应经济形势作出的临时或紧急综合经济对策，使通产省的产业政策方向发生微妙的变化。

公平交易委会主管的禁止垄断政策，也和产业政策相关。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合并成立了新日本制铁，对于通产省这种依赖大型企业的作法，国民极为反对，因此，1977年强化了禁止垄断法。1989-1990年的日美结构协议又提出对黑市卡特尔实行罚款。现在，不考虑禁止垄断政策就不能讨论产业政策

同样，不考虑环境厅的环境保护政策，也不能讨论产业政策。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的反公害意识浪潮，以及当今地球暖化带来的全球性环境保护意识，使“成长和环境”成为永远的课题。

林毅夫和张维迎为了产业政策大战一场

只要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就会有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无休止的争论。在产业政策方面，最著名的争论当然是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大战”。

关于产业政策的定义，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措施。这些政策的措施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比如土地补贴、信贷补贴，还有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另外有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某种产业给那种产业垄断权力或者是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必须有特许，等于说限制竞争，让这个产业有必须高的利润。有时候政府也可以用采购的方式对一些新的产业，只要产品研发出来，政府就给予采购，让它可以必须快的规模化生产，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有时候有一些强制规定，比如说现在大家讲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在美国就规定到2020年、2025年的时候，石油当中必须用低碳有机石油的比重多少，这样当然会诱导那些新的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政策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有的用一项、有的用两项、有的用更多项，当中一项针对特定产业，那样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他指出，“16、17世纪当时英国在追赶，那时候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开始，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在追赶英国，20世纪日本、亚洲四小龙追赶美国快速发展的时候，都使用了产业政策，就是我前面定义的产业政策。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显著有13个经济体取得每年7%或以上的增长，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根据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和索罗的研究，这13个经济体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不仅出于追赶阶段的国家政府有产业政策，马克《企业家型政府》这本书中，研究发现美国领先的产业或者企业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由于政府能支持研发的钱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支持研发的钱就决定这个产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他能够继续领先，就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钱的时候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让他们这些国家能够继续领先。”

“根据OECD的资料，美国2013年的时候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当中由企业投入是60%，由政府投入是40%，而且企业的投入主要是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那些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但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太大，周期太长，风险太高，企业家是不愿意投入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政府投入的。由于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而且能做基础科研是无穷多，因此像任何经济学家一样，当然你有限多的资源，无穷多的目标，就需要进行配置。这个配置需要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作贡献，这样的配置就影响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说要来研究产业政策，下面1000多个经济学家全部反对，为什么呢？他们反对理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以后，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且就在成功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等，他们有很多产业政策是不成功的，因此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即使像成功的国家日本也可以找出失败的产业政策，因此他们反对产业政策，这是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当然除了石油生产国之外。也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展的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即使有一天我们也变成高收入国家，我们还希望继续保持高速发展，这种状况之下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然后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张维迎标榜自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改革的渐进主义者。在市场理论方面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他说：“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他讲了五个观点：第一，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第二，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第三，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第四，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第五，林毅夫“增长甄别法” 的谬误。

暧昧的日本的我

大江健三郎认为，日本人正生活在一种暧昧的信息传递中，他甚至将“日本未得到西欧的充分理解”以及“日本越发处于被孤立境地”的原因归于这种暧昧的进程。

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演讲名为《美丽的日本的我》，这个题目很难理解。大江健三郎认为川端康成所选用的这一标题，在语法以及意思表达上都非常暧昧，这一标题表现出了日本独特的神秘主义。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名为《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个题目就更加暧昧。

大江健三郎说：川端康成《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Beautiful，and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事实上，关于这两篇演讲稿的题目，翻译界至今尚无定论。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在日语语境中，不能过分期待通过语言进行信息传递，需要主动参悟才能理解其中意义并产生共鸣。川端康成的《美しい日本の私》可翻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或“我在美丽的日本”或“美丽的日本与我”，哪个更为准确的传达出了原文的意义，恐怕川端先生本人也说不清楚吧。

2006年9月28日《东方早报》的文章《美国学者分析过日本二重性用暧昧评日本是低能》中说：不知道是汉语的贫乏还是思想的贫乏，当日本“小泉时代”结束、安倍晋三当选为新首相的时候，似乎非“暧昧”这个词语无以说日本、无以说日本的新旧领导人。当我在9月25日看到央视《世界周刊》给专题取的标题是“暧昧的日本”时，我苦笑一声：央视也是这么“没文化”；当我27日看到自己所在的报纸也弄了“有的事不能暧昧下去”的标题时，真恨不得扇谁几个耳光，说：拜托，请说“清晰的日本”好不好！

日本领导人的交替，我看到的是清晰———小泉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清晰的；作为新首相，安倍说他将“不遗余力”地改善中日关系，保证要致力于修复与邻国之间的糟糕关系，称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也是清晰的……种种已发生的，都清晰得一塌糊涂，你硬是弄一个“暧昧”来说事，这是为啥？

……

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里就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这是很清晰的“二重性”，人家美国学者都分析得这么清楚，我们怎么就愣是喜欢把今日日本说成是“暧昧”呢？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包括欧洲、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的公司都纷纷掀起了导入丰田生产系统（TPS）或精益生产的热潮，但成功者似乎寥寥无几。关于分析总结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原因这方面的文章也是汗牛充栋，有的归结为日本特有的文化，有的归结为日本的雇佣制度（终身雇佣），有个归结为工会的阻碍，有的人认为是员工的能力不够等等。

1990年，美国人将丰田生产方式进一步提炼“成精益生产”。美国通用汽车从在加州与丰田的合资厂那里学到了TPS；福特汽车从丰田在美国的企业里挖人，做成了TPS的福特版；克莱斯勒学习福特；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德尔福也实施了TPS。结果是惊人的，丰田汽车的TPS专家林南八说，他曾考察过德尔福在波兰的工厂，那里没有接受过丰田的指导，但却将TPS实施得非常彻底，其水平之高令人吃惊--现场管理人员能回答任何刁钻的问题。

哈佛商学院的肯特.鲍恩（Kent Bown）教授在1999年9月指出，“选择采用丰田丰田方式的欧美企业，未必都能成功，原因在于丰田汽车有其独特的DNA，并不是其它企业能够轻易效仿的。”有人认为事实上正好相反，在大野耐一开发丰田生产系统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丰田DNA因素恰恰是大野耐一力求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丰田生产系统顺利实施的障碍。

其实，丰田生产方式本来就不想让别人明白。

大野耐一在《丰田生产方式》序言中说：“本来，我们企图找出一条适合于日本经济环境的独特的方法，但又不想让别家公司，特别是不想让先进国家轻易地了解它，甚至不让他们留下ー个完整的概念，一宣推行和强调‘传票卡方式’或‘包括人的因素的自动化’的说法。因此人们难以理解它，也是很自然的。”

“近来，我们不断听到有人在说:丰田生产方式及其推行工具‘传票卡’好象还有什么秘密似的。许多人直接、间接地向我们了解有关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的生产方法。不仅企业人员，而且还引起在大学担任生产管理课程的教师以及经营管理咨询中心的关注。

我们认为，社会上如此关心羊田生产方式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值得感谢的。但是，据我们了解，丰田生产方式在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在国内各行各业都研究它的时候，有的被误解了，有的只采用对他们便当的部分而被滥用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把丰田生产方式和‘传票卡’混淆起来了。”

“本来，‘传票卡’是丰田生产方式的推行公具之ー。不能认为采用‘传票卡’便一定会提高生产效率。至于有人说，母公司要通过‘欺压承包厂家’以提高营业成绩的这种意图，更是和丰田生产方式的思想根本不相容的。”

丰田生产方式的秘密

丰田生产方式诞生于战后合理化，1949年9月，吉田内阁审议了通产省提交的《关于制定企业合理化方策之件》，正式作出《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定。其后，通产、大藏两省联合提出《企业合理化促进法》。

杨栋梁在《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硏究》中说：“这部法律之所以定名为《企业合理化促进法》而不是‘产业’合理化促进法，据说主要是为了避开产业统制之嫌，以便与经济民主化的方针保持一致。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和文字上的技巧。从这个时期起，直接统制确实走向废除，但随之而来的是要通过法律的或行政上的正当手续，建立一种间接统制式的管理方式，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1947年，威廉·爱德华兹·戴明接受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征召，赴日本帮助当地的战后重建。戴明到日本的本来意图，是指导日本人进行人口普查。1950年，在合理化运动中，戴明受日本科技联盟邀请在日本四大城市授课，可能是吸取了在美国的经验教训，戴明在日本的讲座不再突出他擅长的统计学，而是突出质量管理。

戴明强调：“大多数的质量问题是管理者的责任，不是工人的责任，因为整个愚蠢的生产程序是由管理者制定的，工人被排除在外。”同时，他指出：“如果能争取一次把事情做好，不造成浪费，就可以降低成本，而毋需加大投入。”

日本人问戴明：要把日本由一个制造劣质低档产品的国家转变为能生产高质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戴明预言：“只要运用统计分析，建立质量管理机制，5年后日本的产品质量就可以超过美国。”

日本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在4年后（约1955年）就超过了美国，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仅在产品质量上，而且在经济总量上，日本工业都对美国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由此开始，戴明成了日本的质量管理教父。

据说当时日本每5个企业中的最高领导人就有4人曾听过他的讲座。日本的企业界对戴明感恩戴德，在丰田公司东京总部的大厅里，有三张比真人还大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丰田的创始人，另一张是丰田现任总裁，第三张比前两张都大，就是戴明。

为纪念戴明博士在促进日本经营管理的进步方面所做出的启蒙性贡献，进一步推动经营管理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于1951年设立戴明奖。

他的主要论点在《转危为安》一书中被总结为14点，成为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

1.建立持之以恒地改进产品和服务目标：管理者不应当只考虑短期利益，而应当以长远发展为目标，清楚自己的定位以及客户的需求，并且把这些需求转化到产品以及服务上。

2.采用新的观念（考虑应对竞争和思想变革的困难性）：管理者应当抛弃旧的管理哲学（比如次品是可以接受的，不值得花费过多资金去提升质量等等）。现在这些旧的管理哲学已经不适用新的市场，管理者应当以持续创新改革为目标，才能提高竞争力。

3.停止依靠大规模检查去获得质量：传统的质量管理依赖于检查最终结果是否符合要求。旧的管理观念更类似于产品管理，而新的管理观念更应该注重于生产过程的改进，而非仅仅关心产量及结果。

4.结束只以价格为基础的采购习惯，而是减少供应商数量，基于总体成本：美国早期的生产企业（5、60年代）倾向于维持多个供应商，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竞争，从而获取更低的进货价格，也可以提高货源稳定。但是这样的价格为核心的模型难以保证产品的质量，戴明认为应当减少供货商的数量，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以及信任，以质量为评判供货商的标准而非价格。

5.持之以恒地改进生产和服务系统的每一个过程，使用统计过程控制技术

6.实行岗位职能培训：没有时间，没有足够资金来培训基层员工，或许可以为公司短期节省开支（钱和时间），但是往往以这为借口的公司会失去长期的竞争力，因为培训带来的更多的是长期的利益和节约。

7.建立领导力：领导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监督职位的存在，更应当依靠自己的经验，指导，培训下层员工。领导力应当成为员工提高生产力的工具。

8.消除恐惧：恐惧（比如担心改革失败）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例如过激反应，影响整个生产系统的稳定等等。而消除恐惧需要整个管理系统的努力，而非仅仅是管理者或者基层员工。

9.打破部门之间的障碍：每个部门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整个公司更好的运营和发展，部门间不应当只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做决定，而应当互相交流，确保整个组织的利益最大化

10.取消对员工的标语训词和告诫：给予员工语言上的训词远远不如给予实际的工具要来得有效。管理者更应当注重于实际工作中如何让员工有提升的空间。

11.用领导力来代替定额管理和目标管理

12.消除影响员工工作自豪感的一切障碍

13.鼓励学习和自我提高：企业应当视员工为有价值的资产而非简单的工具，应当给予员工机会的同时，提供员工抓住机会的工具。

14.采取行动实现转变。

PDCA循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沃特·阿曼德·休哈特（Walter A. Shewhart）首先提出的，由戴明采纳、宣传，获得普及，所以又称戴明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基础和方法依据就是PDCA循环。PDCA循环的含义是将质量管理分为四个阶段，即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 和 Act(处理)。在质量管理活动中，要求把各项工作按照作出计划、计划实施、检查实施效果，然后将成功的纳入标准，不成功的留待下一循环去解决。这一工作方法是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也是企业管理各项工作的一般规律。

戴明在日本享有盛名，在美国无人问津。直到1980年，这种状况终于改变了。电视制作人梅森女士制作了纪录片《日本行，为什么我们不行？》，并由美国广播公司在全美播出。这部电视片赞扬了日本的制造业，主角却是戴明。一夜之间，戴明成为质量管理的明星。

从1981年起，戴明不断地在全美各地举行“四日研讨会”，每年举办20次以上，年听众达2万人之多，以推动美国企业的管理改革。这种独具特色的“四日研讨会”所讲内容，由拉兹柯和桑德斯编辑为《戴明管理四日谈》，在管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媒体甚至称戴明则是美国的企业管理之父，还有的称戴明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之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戴明以他独具特色的质量管理思想，在管理实践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他帮助美国的企业开始了长期的生产品质改善和管理体制变革。例如，摩托罗拉公司开展的长达10年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通用电器采用的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等，都是由戴明奠定的基础。

梅棹忠夫的日本文化“黑洞论”：鉴于日本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民族，它可以无限度地容纳和吸收外来的种种信息，我将此种性格比喻 为宇宙空间中的黑洞。黑洞这一天体是具有强烈吸收力的重力场，它具有可以吸收周边所有物质的磁场作 用。可是，它自身不发光，也不散热或者放射任何电磁波，因而成为外部世界观测不到的天体。我认为日 本文明便是这样一个天体，其自身具有相当的能量可以吞嚼外部世界的全部，自身却不发放任何信息。

日本人，不仅仅是暧昧。

亨利·霍本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经济系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讲师，他在《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提高对工人剥削的历史。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阐述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的方法。有趣的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正是从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出发，只不过用它来为资本家服务。他将工人的劳动分解为不同的作业(正如在他之前人们对制造业的劳动进行划分一样)，又将这些作业分解为不同的动作，并对每一个动作进行分析。之后，他将每一个动作花费的时间划分为三类，这种划分对每一次劳动优化都是必需的。

优化经常包含减少迂回的、间接的生产性工作，这些工作曾经是生产过程所必需的，而“劳动科学专家”努力使之成为不必要的。通过这种方式，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总时间 H 就无限接近“真正”增加商品价值的直接生产时间Hp(这是管理技术专家自己所使用的术语)。

劳动优化和去除部分无用时间的事实使生产时间可以得以削减，因此，采取这一措施的工厂可以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与泰勒相反，福特则是完全改变了生产过程本身。他正是通过这些改变，实现了生产的变革和劳动的优化。 福特所作的第一个转变是使配件标准化。然后，他将每一个工人和每一台机器都安置在序列流水线上。开始，工人是用手来传递需要安装的配件。然而，这样做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因此，福特产生了将配件放在一个不断运动的传送带上的想法。1913年装配线产生了，它使收益得到了极大的增加。总体而言，装配线使生产时间从1913年的216个小时减少到了1914年的127个小时。

福特的改进从四个方面推进了优化。

首先，装配线确定了统一的标准，所有的工人都必须适应这一标准。在泰勒制下，工人只受工头的管制，因此一个疲惫的工人可以在工头不注意时稍微休息一下。而在这里，是不可能耍这些小花招的，只要稍微一偷懒，零配件就顺着生产线流向下一个工序了，这一点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有过生动的展现。

其次，装配线保证了作业间衔接的流畅性。后面的作业不再有浪费的时间，而这是泰勒制所无法保证的。

第三，当车辆在同一时间段内流经每一个工作岗位时，不同工序间的相互依赖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如果生产线被设置为每小时生产60辆车，那就意味着每辆车经过每一工作岗位的时间是一分钟，工人只能在这一分钟内执行完他的任务。而且，对每个人来说时间都是相同的，都必须要在这一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

最后，上述的三个方面使我们能够得到第四个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提高。如果要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增加生产，那么工厂就必须要更快速运转才可以。这就要重新界定任务，因为汽车不再是每分钟流经生产线，而是，例如每50秒钟。这就不断刺激着人们发现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劳动更加优化。

福特还与大规模消费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他已经预见到，为了销售他的产品，就必须有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是可以由他自己的工人构成的。这被认为是他在1914年1月决定将工人工资翻倍的起因。事实上，由于采用装配线这一新方法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福特工厂工作是非常痛苦的。新移民进这些工厂以寻求工作以及能让他们去西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然后他们又很快离开这里，去到那些实行泰勒制的汽车制造厂工作。如果假定当时汽车制造业员工的轮换率平均是100%，那么在福特工厂则是380%。对福特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劳动力稳定下来，因此，他决定将工人的工资翻倍，由2.5美元提高到5美元。所以，福特根本不是为了社会消费而采取这一做法的。

人们可能认为在福特制下，对工人的剥削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然而，丰田和它的工程师并在后来成为它的生产负责人的大野耐一才真正达到了这种高度。丰田的实验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日本法西斯主义失败时。此时，生产都是有定量的，尤其是在汽车业。对于丰田的负责人来说，主要问题是:面对美国强大的竞争，如何提高有利润的生产?

大野耐一被派去负责发动机部门。作为一个前纺织机械工程师，他惊讶地发现每台机器都有一个工人负责看管。因此，他完善了他所谓的自主化，即让机器自动停下来的可能性从而使之能够自主地运转。因为，如果机器没有这一系统，那么工人必须一直在那儿看着机器，以便机器失控时能够及时停止它。有了这种自动停止装置，这种控制就不再需要了，而这一工人就可以安置在其他位置上。

这一程序使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发动机的产量也迅速增加。然而，车辆的销售是有限额的。如果发动机不能安装在汽车上，那么生产更多的发动机又有什么用呢? 正是在这时，大野耐一开始产生了及时生产的观念:在一定时间内，只有在必要时才生产。这就需要从相反的方向对生产过程进行仔细的思考:不是制造出汽车然后想办法去卖掉它(“推动”系统)，而是销售决定生产(“拉动”系统)。

及时生产的条件是整个生产过程必须具有灵活性。需要生产不同的车型，不同的部件，因为不可能提前准确地知道什么汽车会卖掉。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汽车必须一辆接一辆地放在装配线上，工人必须根据要来到装配线上制作的汽车的特性来调整他们的工作。同样的，由于销售是不断变化的，可能这个月销售的多而下个月少，因此必须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具有提高或降低劳动量以及修正装配线上的任务的灵活性。丰田的确拥有这些。因为一方面，它可以依靠一种实际上永远存在的超时工作系统，如果销售下降了则可以不用;另一方面，丰田引入了一种转换工作的系统。

但是，在劳动优化的框架中最重要的革新无疑是雇佣劳动者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工作，即“工作小组”。

这是怎样工作的呢? 我们最好举例来说明。我们假设分配在装配线上的时间是一分钟，但是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的真正工作时间平均是55秒。这就意味着在一开始，分配给这个小组的时间是360秒，而实际上，由于合理的秩序和习惯，雇佣劳动者只用了330秒。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会将分配的时间降低到原来的90%即324秒。决策部门不再规定这些时间如何在劳动者之间具体分配，而是由小组自己决定。后者会召开内部会议以找到管理层要求的这36秒。从理论上说，30秒是容易实现的，因为这可以通过按顺序工作而匀出来。例如，在以前，安装保险杠的工人可以一次拿几个螺丝钉而不是一个一个地拿，从而能够节省一些时间，省下来的这几秒钟可以让他稍微喘口气。但是现在，由于管理者要求缩减时间，这种特殊的小把戏就成为正常的生产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团队可以用324秒完成原先需要360秒的任务，从而装配线一小时能生产66辆车。

如果假设生产没有任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的生产速度仍然是每小时60辆。那么，这324秒怎样在小组的成员中分割呢? 答案是:前5个人每人有60秒的时间而最后一个只有剩下的24秒。

人们可能认为这324秒会平均分配给6个人，即每人54秒。在这一点上，受到丰田管理制度的启发并将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加以理论化的门田安弘(YasuhiroMonden)明确指出:这是绝不可能的。他论述了在平均分配下的等待时间(他的例子是6个工人从 A 到F，第6个工人F被有效率地分配了15秒):“在任务重新在 A 到 E 这5个工人中分配以后，F工人的0.75分钟的等待时间不应该被平均分配到生产线上的6个人身上。① 如果是这样，它又会被简单地隐藏起来，因为每个工人都会放慢他的工作步伐以适应他空余出来的等待时间。而且，如果要再次修改作业标准时就会遇到工人的抵抗。

因而，采取第一种策略就是必要的，以便发现是否能够在装配线上进一步提高① 在门田安弘的例子中，最开始是有7个工人，其中一个已经被去掉了。

以削减留给 F工人的部分工作。”

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生产过程中削减分配给 F 工人的这额外的24秒。如果这个小组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就意味着5个人就可以将这一工作完成，因此可以去掉一个工人。对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当然，这个工人并不会被解雇，他会在这个工厂被重新安排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总体上就可以雇用更少的员工。但是管理者又会回来说，“好吧，现在我们只给你们292秒的时间。”

这种描述可能会被认为是言过其实，但事实正是如此。美国持续改善研究院的院长今井正明，在研究院的出版物上解释了大野耐一的意图，“例如，让我们假定刚开始部门被要求一天生产100辆车。大野耐一先生会给这一部门生产所要求数量的90%的资源。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得到了90%的人力资源，90%的空间和90%的装备等。经理除了超时工作来完成定额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部门小组会发现通过改善活动的完成，问题或障碍会被解决和克服。通过这种改善，一种问题刚一解决另一种也就可以克服了。不管什么类型的阻碍，通过改善策略都可以克服，最终这个部门能够生产出100%要求的产量而不用加班。一旦没有超时的均衡实现后，大野耐一先生就会进来，再一次要求削减10%的资源。他的管理方式以‘哦! 不! 制度!’而为人们所熟知。”

大野耐一自己在 BBC的一次采访中也亲自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果我发现一项工作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了，那么我会让他们试着用一半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他们做到了，我会说，好，再减去一半的人。”为了解释激发工人进行革新的动力，他在这次访谈中又接着说，“当他们承受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关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评论家将这种方法称为“压力管理”。

丰田主义将劳动优化又推进了一个档次。它依靠两个基本要素:首先，优化不再只是运用于单个动作上，而是针对一个小组的集体工作时间。单个动作花费的时间因为太小已经不能被减少，而从一道工序向另一道工序转移的时间可以通过管理的改进而减少，从而使小组的集体工作时间得以削减。第二，通过压力管理和恢复秩序，丰田主义极大地加强了劳动强度。停顿、休息时间，所有这些都被去掉了，从而极大提高了剩余价值。

文/贾新光汽车评论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汽势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